《淳化阁帖》十卷目录与传世善本

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此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系汇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宋代记录此帖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未见此种拓本流传。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由于王著识鉴不精，至使法帖真伪杂糅，错乱失序。然“镌集尤为美富”，摹勒逼真，先人书法赖以流传。此帖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

1.《阁帖》溯源

书法艺术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深受人们的喜爱，历代帝王也是如此。魏晋以来，历朝历代皇宫都有收藏优秀书法作品的传统，许多著名书法家的作品纷纷流入宫廷。但是这些作品锁在深宫，只有皇帝和极少数亲近大臣可以见到，一般百姓根本无法睹其芳姿。更有甚者如唐太宗李世民，他非常喜爱王羲之的《兰亭叙》，竟然让这件稀世珍宝当作殉葬品埋入他的坟墓，永远在人间消失。宋太宗不像这些自私的皇帝，他把皇宫收藏的珍贵书法作品摹勒刻版，拓印成册，公之于世，让普通人也能一睹其真容，欣赏、学习、研究。《淳化阁帖》汇集了自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各代帝王、大臣和著名书法家102人的420件书法作品。《阁帖》的刊行开创了皇家摹勒书法法帖的先例，后代皇帝也进行仿效，这不能不说是宋太宗对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阁帖》的原版刻在枣木版上，枣木版虽然容易开裂和变形，没有石版保存耐久，但能刻得非常细微逼真。李廷珪墨和澄心堂纸都是南唐宫廷用品，南唐的文化比较发达先进，国君李璟、李煜都非常喜爱诗词书画艺术，南唐制墨和造纸技术和工艺水平非常高。李廷珪墨取黄山松烟制成，坚如玉，纹如犀，香气袭人，磨成片能削木，坠水沟中经月不坏。澄心堂纸以肤卵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著称。李廷珪墨和澄心堂纸被公认为中国制墨史和造纸史上最好的墨和纸（没有之一）。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灭南唐，尽掠南唐宫中宝物至开封，其中就包括李廷珪墨和澄心堂纸。到了宋仁宗时，这两种宝物已经非常稀少，比黄金还要贵重了。

《阁帖》摹刻完成后，拓印装订成册，每套十卷。初拓本由宋太宗下诏赐予宗室及登二府的近臣各一套。所谓二府，东府即负责行政的“中书门下”，西府即负责军事的“枢密院”，能登二府的都是皇帝的亲信大臣，数量不多。从那以后再没有赐予臣下，所以这种初拓本当时流传在世间的就很稀少，非常珍贵。经过1000多年历史硝烟的侵蚀淘汰，到了现在没有发现任何人收藏有《淳化阁帖》的初拓本。

《阁帖》问世以后，广受推崇的同时也饱受非议，黄伯思、米芾、苏轼等均在著作中提到《阁帖》收入伪赝书作的问题。但出现一些错误，也不能否定《淳化阁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不能否定王著的功劳。

宋仁宗年间，皇宫里面发生两次火灾，《淳化阁帖》原刻枣木版被焚毁，初拓本（又称祖本）成为绝版，弥加珍贵。宋徽宗大观年间，特出内府所藏真迹，命龙大渊改定编次，重摹上石。这次编的丛帖名为《大观帖》，因帖石藏在太清楼，又称《太清楼帖》。《大观帖》是仿照《淳化阁帖》的次序编的，也分为十卷，内容大部分一样，少有不同。《大观帖》纠正了《阁帖》的谬误，摹刻比较精良，拓印本墨色神采照人。虽然《大观帖》的编印质量高，但它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还是远远无法和《淳化阁帖》相比。

2.《阁帖》全十卷目录

按容庚《丛帖目》之例，未列出其中伪作，以米芾、黄伯思、王澍三家辨伪为依据。

第一卷历代帝王书：收汉至唐帝王19人书，计50帖。

​东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
东晋康帝司马岳《陆女郎帖》
东晋哀帝司马丕《中书帖》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庆赐帖》
东晋文孝王司马道子《异暑帖》
宋明帝刘彧《郑修容帖》
唐太宗李世民《江叔帖》（乃高宗书）《两度帖》《怀让帖》《艺韫帖》
唐高宗李治《无事帖》等
陈长沙王陈叔慎《梅发帖》
陈永阳王陈伯智《热甚帖》《寒严帖》
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篆书三行下各卷同）

第二卷历代名臣书、第三卷历代名臣书、第四卷历代名臣书：收汉张芝至唐陆柬之历代名臣67人书，计114帖。

晋丞相桓温《大事帖》
晋丞相王导《省示帖》
晋司徒王珣《三月帖》
晋尚书令卫瓘《顿州帖》
晋散骑常侍谢伯《江东帖》
齐侍中王僧虔《刘伯宠帖》
梁尚书王筠《至节帖》
梁特进沈约《今年帖》
梁萧思话《节近帖》
唐中书令褚遂良《潭府帖》
唐秘书少监虞世南《去月帖》
唐率更令欧阳询《兰惹帖》
唐谏议大夫柳公权《圣慈帖》
唐李邕《晴热帖》
唐尚书郎薛稷《孙权帖》等

第五卷诸家古法帖：收仓颉至唐张旭等诸家15人书，另有无名氏法帖，其中有与王献之重出二帖，计23帖。

宋儋《接拜帖》《古法帖》《贤弟帖》
隋朝《慧则帖》
唐张旭《晚复帖》等

第六卷王羲之书、第七卷王羲之书、第八卷王羲之书：均为王羲之书，计170帖，其中有重出。

草书：适得书帖 知欲东帖 差凉帖 奉对帖 汝不帖 灵柩帖 慈颜帖 嫂安和帖 诸贤帖 宰相安和帖 啖豆鼠帖 秋中帖 悟心帖 疾不退帖 散势帖 衰老帖 不快帖 小佳帖 鲤鱼帖 月半哀悼帖 乡里人帖 行成帖 阔别帖 虞休帖 一日一起帖 侍中帖 敬豫帖 清和帖 临川帖 知宾帖 适太常帖 司州帖 里人帖 疾患帖 想弟帖 节日帖 仆可帖 定听帖 重熙帖 二谢帖 谢光禄帖 徂暑帖 月半帖 长素帖 得敬豫帖 知念帖 谢生帖 初月帖 时事帖 吾怪帖 从洛帖 劳弊帖 皇象帖 远妇帖 阮生帖 君晚帖 嘉兴帖 尚停帖 足下疾苦帖 长平帖 小大佳帖 省飞白帖 丹杨帖 太常帖 得万书帖 热日帖 多日帖 期已至帖 力东帖 舍子帖 月末帖 择药帖 昨见帖 雪候帖 知远帖 荀侯帖 知君帖 旦反帖 小园帖 知问帖 小大悉帖 遇信帖 清和帖 运民帖 八日帖 乐著帖 转佳帖 大热帖 周常待帖 晋唯帖 西问帖 中郎女帖 发疟帖 肿不差帖 如常帖 贤内妹帖 狼毒帖 阇转帖 冬中帖 周益州帖 执手帖 阮公帖 月末帖 蒸湿帖 丘令帖 不审帖 飞白帖 昨故遣书帖 采菊帖 增慨帖 由为帖 月半帖 独坐帖 安西帖 如兄子帖 黄甘帖 尊夫人帖 日五帖 先生帖 雨快帖 卿女帖 适欲帖 此郡帖

行书：奄至帖 日月如驰帖 平康帖 宾至帖 昨得帖 奉告帖 永兴帖 极寒帖 建安帖 追寻帖 自慰帖 毒热帖

行草书：足下家帖 四月廿三日帖

第九卷王献之书、第十卷王献之书：均为王献之书，两卷计63帖，有重出。​

《诸舍帖》《永嘉帖》《鹅还帖》《诸女帖》《授衣帖》《奉别帖》（又名《安和帖》）《想彼帖》《承姑帖》（又名《姑比日帖》））《余杭帖》（又名《思恋帖》、《思恋触事帖》）《节过帖》（又名《节过岁终帖》）《愿余帖》《夏节帖》（又名《夏节近帖》）《思恋无往帖》《岁尽帖》《卫军帖》《静息帖》《姊性帖》（又名《姊性缠绵帖》）《不谓帖》（又名《鄱阳帖》）《奉对帖》《夏日帖》《阮新妇帖》《思恋帖》（又名《思恋转不可言帖》）《天宝帖》《吴兴帖》《廿九日帖》（又名《昨遂不奉别帖》）《肾气丸帖》《先夜帖》《黄门帖》《外甥帖》《冠军帖》《可必不帖》《诸舍不帖》《新妇帖》（又名《地黄汤帖》）《鸭头丸帖》《阿姨帖》《豹奴帖》《鄱阳书帖》（又名《鄱阳帖》）《阿姑帖》《舍内帖》《月终帖》《东家帖》（又名《参军帖》）《诸愿帖》（又名《昨日诸愿帖》）《夜眠帖》（又名《不审尊体帖》）《鹅群帖》（又名《海盐帖》）等

3.《阁帖》各善本概况

北宋初镌刻的《淳化阁帖》其作用和影响延续至今，它被一刻再刻，次数之多和持续时间之久，其它丛帖远远不及。

《阁帖》的版本断代和溯源成为长期以来的研究课题。历代都有学者对《阁帖》内容进行考辨，具体到刻帖，北宋《大观帖》就是官方出面对《淳化阁帖》的全面修订，还有如《绛帖》等以《阁帖》为基础进行增删，一直到清代乾隆御刻重修《淳化阁帖》，历朝历代没有间断。也并非所有翻刻者都有能力作出修缮，其幅度和方式，与主事者的个人书法水平、学识能力、审美高下还有刻手技巧等都有牵涉。如“顾刻本”的主事人顾从义，本身是当时重要的收藏家，精研《阁帖》版本，曾自撰释文考异，比较过多种版本，因此才能参考《泉州本》等对自己所刻进行调整。“浙图孤山刻石”的未知名主事者也是如此，通过结果可以想见其不仅书法造诣不凡，而且十分了解《阁帖》存在选帖不当、刊刻欠精等问题，因而其有意识地将“馆本十七帖”替换了原来《阁帖》中的内容，最后才能呈现出与通行刻本迥异的精神风采。因此，研究《阁帖》版本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究和还原书法史真相的过程。

著名的《阁帖》善本：

《阁帖》善本的断代和溯源研究，需从首叶开始，逐帖、逐行、逐字排比勘校，对其书法面目，字形结构，笔画姿态、牵丝连带；对其帖序、帖文，断行、缺字、缺画；对其卷号、版号、银锭纹、断裂纹和损泐处，刻工小名的数目及位置；对其所刻题跋，年款、印章和纸、墨、拓工、装潢、印章题跋等注意点，都需仔细比较其异同。从异同分析各善本的特征，从特征再分析属于哪种版本或版本系统。同时，也可以其他可靠宋拓法帖（《十七帖》《大观帖》《宝晋斋法帖》及《澄清堂帖》）与《阁帖》比勘，并结合文献及法帖的流传情况作为基准。

校对一般有四个目标：其一，鉴别是否属于同一版本（即出于同石所拓）。其二，如属于同一版本，则鉴别拓本的早晚。其三，如两种拓本虽非同石拓出，但它们之间有刻意摹仿的关系，特征大体相同，那么它们即属于同一种版本系统。譬如宋刻的潘允谅本和明刻的顾刻本、潘刻本即属同样的版本系统。其四，如果某种阁帖和已知各版本都有很大差别，那么可能是未知的版本。

但是，往往存在下述情况：1、帖石损缺。2、失拓。3、装裱过程中的剪裁、粘接。会让校勘和版本的归属变得复杂，如帖文缺失、文序错乱，印章，题跋、年款的移位，卷号版号的遗失，剪裱仿造等等。

《阁帖》善本简介：

“司空公本”：目前公认的北宋内府原刻《阁帖》的“最善本”，帖芯高37.1厘米，宽26.1厘米。属于初刻本体系的存世仅有第四、七、八共三卷，民国年间流散海外，后归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安氏又藏有《阁帖》北宋翻刻本第六卷，其是“泉州本”的北宋祖本，均为公认的国宝。2003年，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回购，其中来龙去脉可参见“王立梅：北宋祖刻《淳化阁帖》的回归之路”一文（刊登于《上海文博论丛》2014年第3期）。

“修内司本”：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修内司”奉旨摹刻《阁帖》，堪称继北宋淳化年间内府刊刻《阁帖》后，唯一明确南宋御刻《阁帖》，它既保持帖宗本色，又硕果仅存，流传有绪，堪称海内唯一，举世无双；特别是其每卷后保留相当于唯一效法北宋祖本尾款，署明南宋官署奉圣旨摹刻上石的款署“验证码”，是为其“皇家血统”官刻帖的不二标签。2004年，翁同龢后人翁万戈先生有感于上海博物馆征集北宋刻拓《淳化阁帖》“最善本”豪举，慷慨承让其长期孤悬海外的“修内司本”。

“国子监本”：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诏以御府所藏淳化旧帖翻刻《阁帖》于国子监，其先后次序、字行长短、卷尾篆题完全遵照《阁帖》原本，模刻精善。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曹士冕《法帖谱系》里记载，绍兴国子监本刊刻完成后，在传拓过程中，存在拓工用厚纸垫衬伪造锤拓“银锭纹”和“横裂纹”的现象。目前传世的三种南宋国子监本拓本，确实在银锭纹及横裂纹的数量、位置和形状方面各不相同，可以印证文献，也说明应为南宋后期所拓。2001年，纽约佳士得中国书画部主管马成名发现弗利尔美术馆藏九册与上海图书馆藏一册同属一卷，便是潘允谅旧藏的完整十卷本。2003年，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馆长在此善本的间隙中发现了十分不起眼的刻工姓名，找到郭奇、王成、张通、李攸等人皆为南宋绍兴年间国子监刻工，因此证实其为“南宋国子监本”。

南宋刻本中，故宫博物院藏“懋勤殿本”和上海博物馆藏“潘祖纯本”为同石所出，其刻石遗存于杭州孤山路（现为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被称作“浙图孤山残石”。

故宫博物院的马子云先生在《谈校故宫藏宋拓<淳化><绛帖><大观>三帖》一文中提到：“该帖（懋勤殿本）刻石，非木，与‘摹勒上石’符合。宋纸、宋墨，宋拓无疑。有懋勤殿与乾隆御览印。自清初至解放之前，并无人谈及，因在大内，难以得见。故无名人题跋与印章。我们以这部宋拓与其他各明拓本，以及所谓‘宋拓’本同时校对，因此，才得出许多以前不知的真实情况。经过校对，认为懋勤殿本是可靠的，以此为准，校出明拓各本的许多错误。”

随着国子监本不断被重刻，即使都基于同一底本，也出现了版本的复杂变化。如有以追求忠实还原底本为目标的，以潘刻五石山房本为代表；有总体保留原版特征但局部调整改动者，以顾刻玉泓馆本为代表；有大量参考其他刻帖对原版进行修饰改动的，甚至增加原帖没有的内容，以浙图孤山残石为代表。介于这三者之间，还存在多种翻刻本。追究背后原因，与时代以及主事者个人都有关系。

“泉州本”：在两宋之交刊刻于泉州，主持人为庄夏。传说有“马蹄帖”系列和“庄夏刻本”系列等几种翻刻本传世，是淳化阁帖的一个重要翻刻本。还有一种颇具传奇色彩的说法，据明代陈懋仁《泉南杂志》记载，元军攻入临安后，南宋末帝赵昺携“阁帖”石刻逃至泉州，后来石刻虽渐渐湮没地下，仍“时出光怪”，以致“枥马惊怖”，得以发掘出来重见天日，即“马蹄真迹帖”。虽然这一说法有演义的成分，但“泉州帖”为《淳化阁帖》祖本的早期翻刻本确实没有疑义。而这种近乎离奇的记载，恰恰反映出人们对《泉帖》的推崇。上海图书馆藏“泉州本”，历经袁枢、袁赋诚、朱汝修、许焞、张镜菡、张玮等名家递藏，卷尾有张伯英、张玮题跋，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版本研究价值。

故宫博物院除“懋勤殿本”和“泉州本”外，还有下列版本（虚拟展厅）：

“顾从义本”是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上海顾从义（汝和）以“国子监本”为底本翻刻的。顾刻本(又名玉泓馆本)特征包括：第一卷标题下刻“贾似道印”，旁有“悦生印”，第十卷首题下刻“秋壑”印，卷末刻“长”字印，款题“淳化三年”上刻“齐周密印章”。在尾款后面，又刻周厚、袁尚之、顾从义、文彭跋。

“潘允谅本”是明万历十年（1582年），上海潘允谅以“国子监本”为底本翻刻于五石山房，又名“五石山房本”。该本包括如下特征：第一卷标题下刻“贾似道印”，旁有“悦生印”，第十卷首题下刻“秋壑”印，卷末刻“长”字印。帖将成而卒，其子继之。帖成，其兄允端，子晋龙皆有跋记。

“肃府本”：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祖朱元璋封第十四代皇子朱楧为肃庄王，并赐宋本《淳化阁帖》一部十卷以为传世之宝，秘藏内库。此部“肃府阁帖底本”久已失传，今人只能从其翻刻本“肃府遵训阁本”中见其大致面目。“肃府本”即肃王府遵训阁本，刻于万历四十三年至天启元年（1615-1621年）。肃宪王(朱缙)命温如玉、张应召摹刻，天启元年刻竣。因帖石在兰州，所以，又称，兰州本《淳化阁帖》。

“明刻泉州本阁帖”：有明翻刻“庄夏刻本”《泉帖》和明刻马蹄冰裂纹本系列等几种。传世明翻刻“庄夏刻本”《泉帖》，其特征包括：卷二标题“历代名臣法帖”下缺刻“第二”两字。卷三标题“历代名臣法帖”下有“二”字。卷四标题“历代名臣法帖第四”下刻有“三”字。卷八标题“法帖（行书，位置在上），晋王羲之（草书，位置在下）”字样。第六卷《月半帖》之“拜”字中多一折，第七卷《长素帖》“不大佳”之“不”字作“小”字，“佳”字笔顺正确无误等等。

“费甲铸本”：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阁帖》刻石为陕西金石学家费甲铸按“肃府本”初拓摹刻上石而成，又称为“关中本”、“陕西本”、“西安本”，刻成于清代顺治三年（1646年），款题“顺治三年丙戌（一六四六）长至月关中费甲铸重摹上石”二行。

《钦定重刻淳化阁帖》：清宫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据《毕士安本淳化阁帖》重新排刻。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太宗皇帝赐大臣毕士安一部《淳化阁帖》，此本明代经晋王府藏，后归孙承泽，清初进宫，世称祖石本。《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宋拓淳化阁帖赐毕士安本”，藏于圆明园淳化轩，后不知所踪。该帖至乾隆三十六（1771年）年竣工，改变原帖次序，草书加刻释文。帖石存圆明园淳化轩，咸丰年毁。这部《阁帖》摹勒上石时的底本至今仍存。油纸朱笔双钩摹写，以此上石。帖刻之后，再浓墨廓填，装裱成册。初拓若干部，院存三十余部。清拓《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共计十册。拓本每开纵30.4厘米，横34.8厘米。帖名隶书“钦定重刻淳化阁帖”，每卷首题“钦定重刻淳化阁帖第×”等隶书一行八字，帖尾刻“乾隆三十四年岁在己丑春二月奉敕校正宋淳化阁帖初拓摹勒上石”篆书四行。

另外，并不是只有北京、上海的大馆才有好的阁帖，也不能简单的认为后刻的帖一定比早刻的帖水平差，价值低。刻帖的水平取决于底本之优劣和摹刻技艺之高下。在近些年古籍普查工作中和各大拍卖会上，《淳化阁帖》的古旧拓本在各地比比皆是，版本纷纭。以重庆图书馆为例，该馆藏阁帖有十五、六套，包括肃府刻的明拓本，顺治补石后拓本，有清初费甲铸刻本，各分早晚不同。有带“臣王著模”款本多套。此外还有以往不曾见过的两种：其一，与“潘刻本”有相似处，然摹刻精彩在一般潘刻本之上。卷一首开有“贾似道印”、“悦生”葫芦印，卷十尾有“齐周密印章”，（阳文，非阴文）“封”字印，卷五末有元至正廿五年年周厚以载跋。但帖文书法却有较多不同于潘刻的特点。其二，“清蕲（qí）水本”亦摹勒精良，附有帖目与释文一册。帖末刻题跋云：“道光甲辰（1844）版自蕲水归涪陵石氏麟士记。”清代蕲水，今浠水县，在湖北东部，与黄石市隔江相望。刻帖重书法和摹勒，上述两种皆清雅可玩一新眼界，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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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一梅，《懋勤殿本淳化阁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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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崔文敏，《淳化阁帖溧阳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公司，2020年。

4.《阁帖》的起伏兴衰

《淳化阁帖》自北宋刊刻以来，即成为书家重要的学书范本，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书法史中举足轻重。历代醉心于此丛帖的书家，可谓不知凡几，而在临写的过程中，不单寄寓了尊古的理想，更表现出书家对于晋代传统的临仿、演绎与更新。可以说，《淳化阁帖》的流行，是崇尚晋代传统的帖学书法得以发展的关键。然而，由于经过不断翻刻，《淳化阁帖》于清代已出现严重失真的问题，加上碑学新潮，其地位遂随着时人的责难而下滑，而帖学书法亦面临重大的考验。

清初的书法风尚，基本上是晚明的延续，而清初书家之于《阁帖》，亦离不开晚明以来的习尚。顺治三年(1646年)，陕西费甲铸按肃刻本初拓本摹刻的西安本或关中本《刻帖》，便是始自明代末年而于清初竣工的《阁帖》翻刻，反映出在当时兴盛的刻帖风气中，《阁帖》依然备受重视。至于明末清初书家对《阁帖》的钟爱，则以王铎(1592-1652年)与傅山(1607-1684年)最具代表性。目前在王、傅二人的传世作品中，仍可见大量的《阁帖》临写之作。

王铎与傅山醉心临写《阁帖》与晚明董其昌以来的临古观念相关。在晚明以前，《阁帖》临写之作传世不多，主要因为《阁帖》中的短笺尺牍，皆寥寥数语，且内容多是通讯问候等日常之事，故以此作为范本的临池之作，其价值并不能与《兰亭序》《黄庭经》《洛神赋》等经典名迹的临本相提并论。但至董其昌时，随着临古观念的发展，《阁帖》的临仿渐渐带有新的意义。董其昌主张「随意临仿，在有意无意之间」，强调以临古寻找自我本性，并认为临写古帖不单可掌握古人笔法，更是追本溯源、摆脱传统与建立个人风格的途径。因此，在其「脱尽本家笔，自出机轴」的观念下，临写《阁帖》已不尽是模仿学习，更蕴含了创作的成份。董其昌的传世作品，如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临〈淳化阁帖〉卷》，若与《阁帖》对照，不难发现于点画布置间虽有著原帖的痕迹，但同时不乏书家浓厚的个人气息。这种游移于离合之间的临古方法，令《阁帖》不仅是学书的临写范本，更成为书家演绎传统的凭借。

有关《淳化阁帖》在清代书坛的起伏兴衰及所涉及的种种问题，可参考香港中文大学莫家良的“《淳化阁帖》与清代书法临古”一文（发表于《清華學報》2010年第3期），文中按清初、清前期及清后期为序，分别讨论《淳化阁帖》的临摹如何由盛转衰，其间亦分析了清人的临古观、书学观、书史观，为清代的帖学书法作出了客观评价。

杨守敬曾在《晦明轩稿》指出：“余以为篆隶古朴，诚不能舍汉、魏碑碣别寻蹊径；而行草精妙，又何能舍山阴、平原误入歧途。”认为篆隶与行草各有师法源头，并提出“故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的看法（即现在常说的“碑帖融合”），然而时风所及，不少书家还是以篆隶笔法书写行草。杨氏又在《书学适言》中评价清代书法：“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较轶前代直接汉人”，确道出了历史事实。可见，所谓”碑帖融合”何其难也，需另撰文探讨。